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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幣急升弊多利少 中國金融業(yè)如何承受此重

    
  中國正經歷著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幣幣值穩(wěn)定的嚴峻考驗。隨著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強,香港無交割的遠期人民幣匯率屢創(chuàng)新高,大量熱錢也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地涌入中國。筆者認為,在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的價格形成、風險管理、公司治理和外部監(jiān)管等機制都不完善的情況下,調整人民幣匯率很有可能導致“非理性”的繁榮,而這種繁榮是無法持久的。因此,頂住外來壓力,加快國內金融改革是當務之急。 

  盲目升值帶來虛假繁榮 

  目前,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“雙順差”進一步擴大。央行貨幣政策受到了巨大的“外匯占款”的挑戰(zhàn):為了保持貨幣供需平衡求得人民幣的穩(wěn)定,央行不得不被動地增加貨幣供給,同時,為了防通脹,又不得不抽緊國內的銀根,這樣一來經濟建設所需正常資金就會受到很大制約。 

  的確,“外匯占款”是一個不小的壓力,但是人民幣升值并不能緩解這一壓力。因為中國目前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受管制的,同時,中國資本市場、銀行體系發(fā)展得很不完善,所以,隨著中國金融業(yè)的對外開放,外國資本會大量涌入,利用由此帶動起來的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的泡沫尋找無風險的“套利”機會;另一方面,雖然人民幣升值提高了國民的購買力,帶來了消費“熱潮”,但是,這種非理性的“繁榮”,會擴大經常項目的逆差。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,靠資本流入來補償經常項目的逆差是不可持續(xù)的。 

  目前升值弊多利少 

  國外很多學術研究表明,在金融體系不完善的國家中,選擇比較穩(wěn)定的匯率制度有利于緩解外界對該國經濟的沖擊。對于中國而言,人民幣立即升值顯然是弊多利少。首先,短時間的虛假“繁榮”會掩蓋銀行的脆弱性,一旦外資感到無利可圖全身而退,就有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崩盤。其次,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加息壓力會影響國債市場的價格,進而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,甚至使得銀行吸引外資戰(zhàn)略伙伴、上市計劃“泡湯”。第三,目前資本市場的發(fā)展沒有為企業(yè)提供充足的規(guī)避匯率風險的工具,一旦國際外匯市場出現(xiàn)波動,企業(yè)將會蒙受巨大損失,其結果是導致銀行新增不良資產,影響銀行的信貸能力,從而破壞以銀行為主導的中國金融體系的發(fā)展。因此,在中國的資產價格體系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的前提下,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資本流入會給市場帶來錯誤的價格信號,從而惡化資源的有效配置,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。 

  以最小成本實現(xiàn)政策目標 

  最近有一部分經濟觀察家認為:當石油價格節(jié)節(jié)攀升的時候,調整人民幣匯率對我們這樣一個能源需求大國是一個有力的時機。值得注意的是,石油價格的調整機制是市場行為,而人民幣匯率是確保一國經濟健康發(fā)展的一種制度安排。即使是采取相當靈活的基于市場機制的匯率制度,但只要中國經濟還是外需拉動型的經濟發(fā)展模式,在金融體系發(fā)展不平衡,本幣又沒有完全國際化的前提下,就不可能完全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,以及對我國經濟是否有利來肆意地調整人民幣價值。 

  由于各國政府的政策目標不一致,導致在同樣的匯率制度條件下各國實現(xiàn)自己目標的成本也是不一樣的。比如,對于現(xiàn)階段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而言,相對穩(wěn)定的匯率制度所帶來的國家利益可能要比浮動匯率制度更多一些;相反,靈活的匯率機制對以產業(yè)和金融創(chuàng)新為主導的美國經濟增長模式更有利。但是,當國際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時,這兩種制度的沖突就會日趨明顯。所以,在某種意義上講,各國政府不能僅僅考慮所選擇的匯率制度能否保持與外部的協(xié)調?經濟學上稱為“外部均衡”?,而更多的是考慮匯率制度是否能以最小的成本實現(xiàn)自己的政策目標。當我們的金融業(yè)不斷開放,經濟建設的龍頭轉向市場,同時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日趨增大,銀行改革也日趨成熟、避險工具的金融創(chuàng)新日益完善時,即已經形成一個良性的“內部均衡”形成機制,那么,采用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所帶來的好處會明顯超過穩(wěn)定的匯率制度。 

  因此,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需付出的努力可歸納為以下三點:第一,化解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和最大限度地調整資本流入的結構,這是維持目前固定匯率制度的關鍵;第二,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度的提高,我們應該更加注意與周邊貿易伙伴國的匯率合作,同時,選擇相對維持成本較低的一攬子匯率制度;第三,未來中國形成了成熟的資本市場,并且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后,中國政府從戰(zhàn)略角度可以采用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,否則,就真像部分經濟學家所擔心的那樣,對匯率的“浮動恐慌”行為給政府帶來更大的管理成本。 



 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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